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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当·斯密论中国及启示

  

亚当·斯密论中国及启示

  斯密认为古代中国和埃及有一个十分相似的地方,就是都强调对农业的重视,而忽视商业的贸易,这导致了中国的对外贸易向来就不发达。中国的剩余产品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国外去的,而不是中国人自己运出去换回自己所需要的产品。 不良信息举报电话举报邮箱: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许可证:B2-20090237 斯密主张经济自由主义。在斯密看来,国际的分工和自由贸易不仅能促进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还能使交换双方都能得到好处。因为每个国家的自然禀赋不同,自由贸易能使劳动和资本得到合理的配置,自由贸易能用最少的花费换会更多的东西。国与国之间的分工优势的形成,有自然固有的,也有后来获得的,前者如气候、土质、矿藏等,后者如技术水平、劳动的熟练程度等。 自16世纪开始,随着中西文化进一步交流,大量欧洲传教士和游客来华,他们将其关于中国问题研究和考察的结果写成游记或报告,进一步把中国文化介绍到欧洲。因此在16至18世纪上半期的欧洲,曾掀起了一股 “中国热”。受这一“中国热”的影响,亚当.斯密在其名著《国富论》中对中国的经济问题有多处论述。在这些论述中,斯密分析了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了发展中国经济的建议。这些见解今天看来也颇有见地,具有启迪意义。 中国的富有还表现在拥有大量的白银需求并影响了世界白银的价格。斯密对广州和伦敦的白银价值曾进行了一番比较,他说:“在中国广州,用半盎司白银可能支配比在伦敦用一盎司白银所能支配的更多数量的劳动和生活必需品与便利品。” 中国的白银价值比欧洲要高出许多,这是在欧亚初通贸易时出现的情形。斯密在这里就中国对白银的大量需求以及白银价值与欧洲相比要高的认识是准确的,他也看到由于这种价差导致了欧洲白银大量流往中国的事实。斯密正确指出,贵金属产量的变化必然会对世界各地贵金属价格产生影响。 斯密对中国“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政策消极作用的认识是深刻的。他正确指出,在重农抑商政策的导向下,中国人有了积蓄不是作为资本投向工商业,而是要么作为财富窖藏起来,要么投资于土地,这极大影响了工商业的投资,也影响了国民财富的增长。他指出,中国和印度农业劳动者的地位和工资都比大多数技工和制造业工人要高;而在欧洲则相反,大部分工匠的境遇要优于农业劳动者。中国政府的重农抑商的政策十分有害,阻碍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他还正确指出,中国所以有“更鼓励发展农业”的政策,是因为中国君主的全部或大部分收入来自于地租和地税的缘故,这造成中国政府向来不重视对外贸易,而近代欧洲各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则根源于制定了有利于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发展的经济政策。 现代美国新制度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1920 -2015)经多年深入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由于缺乏一定的社会、政治和法律前提,即缺乏一定的制度安排,所以古代中国未能产生工业革命;古代中国制度发展的不足,使技术进步成果的积累和潜在的巨大市场未能发挥作用。当代美国经济学家德隆.阿西莫格鲁和詹姆斯.罗宾逊则在诺斯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制度为什么是重要的、制度影响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什么、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制度差异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等基本问题。这些研究和结论其实不过是在重复二百年前斯密已经得出的论断,但后者的研究和分析要更深入和综合一些。■ 可见,斯密对中国的富裕是推崇备至的。他认为中国的富裕主要表现在:幅员辽阔,自然物产丰富;人民勤劳且人口众多;土地肥沃,精细耕作,工艺进步;有良好的水路交通体系。关于最后一点,斯密强调说:“中国的公路,尤其是通航水道,有人说比欧洲著名的水道要好得多。” 他认为这主要得益于在中国修建公路及维持通航水道两大任务都是由行政当局担当的,而各省官吏治河修路的勤惰又是朝廷决定其黜陟进退的一大考核标准,中国的官吏们因此也特别重视这些工程的修建。斯密指出,他关于中国水运公路工程的了解,大多是得自旅行者和传教士报告。中国的交通要比欧洲好,斯密对此是确信无疑的。 他认为中国社会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不是源于土壤、气候等自然禀赋的限制,而是源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法律制度的限制。中国之所以在五百年甚至很久以前就停滞了财富的增长,就是源于法律制度的滞后。斯密相信,中国只要摆脱了旧法律制度的束缚,经济就会改变停滞不前的状况,走上迅速发展的道路。斯密把阻碍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原因归结为中国传统社会的法律制度,认识是相当深刻的。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斯密未能进一步就这一问题深入分析下去,但能触及这一问题已属不易。 傅筑夫先生是研究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著名专家,斯密的结论与傅筑夫研究的结论相近,说明他对中国经济的关注和思考是有相当深度的。当然,斯密的某些说法与中国的实际也有出入之处,如从1756年(清乾隆二十一年)至1776年(清乾隆四十一年)二十年间中国的人口就增加了81622667人,而不是如斯密说的不增不减。虽然明清时代中国江南地区在诸如纺织业、食品业、印刷业、工具制造业、造船业等行业都有长足的技术进步,生产和市场规模有所扩大,分工与专业化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加强,但从宏观层面上来分析并没有改变经济停滞的状况。 斯密对中国“富有”但“停滞”的论断大体符合中国当时的情况。众所周知,在17世纪之前,与欧洲的中世纪相比,不论是文化领域还是物质领域中国都处于领先水平。以《国富论》出版那年1776年亦即乾隆四十一年为例,中国的人口数已达到268238181人,存仓米谷数达到40302592石; 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单全国的民田数额便高达741449550亩。 他说:“中国的政策更鼓励发展农业。据说在中国农业劳动者的境况要优于工匠,就像在欧洲大部分国家工匠的境况要优于农业劳动者那样。在中国,每个人的远大抱负就是拥有一小块土地,做地主或佃户都可以。那里的租借条件据说很适当,对佃户有充分的保障。中国人不重视外贸。当俄国公使兰杰来北京商谈通商时,北京的官吏以惯常的口吻对他说:‘你们乞食般的贸易!’除了与日本,中国人极少或完全不由自己或以自己船只经营外贸。他们甚至只允许外国船只进入自己的一两个港口。” “古代的埃及人和近代的中国人似乎就是靠耕作本国的土地、经营国内商业而致富的。……众所周知,近代中国人极为轻视国外贸易,不以法律正当保护国外贸易。” 斯密提出发展中国经济的另一重要建议是改革中国旧有的法律制度。斯密分析说:“也许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中国已经达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但是或许从来没有哪一个国家曾经达到过这种富裕的程度。中国似乎已长期停滞,早已达到与它的法律和制度的性质相吻合的充分富裕的限度。但在其他的法律和制度下,其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或许要比上述限度大得多。” 斯密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这些建议,既不同于当代一些国家实行的以外贸为主的外向型发展战略,也不同于以自给自足为目标的内向型发展战略,而是一种充分利用这两种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在发展国内制造业、满足国内市场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对外贸易的战略。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种以内向发展为基础的双向型发展战略。联系中国近代及建国以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更能感受到二百多年以前斯密所提出的这一建议的卓识和远见:中国近代和改革开放前中国经济建设的深刻教训告诉我们,发展经济,中国必须加快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积极发展外向型的经济,参与世界经济竞争,才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之路。 还应指出,斯密是最早注意到制度在经济发展中作用的一位古典经济学家。斯密著名的“看不见的手”的机制,就论述了追求自利的个人在市场竞争中需受到道德的约束,实际上就是能发挥巨大作用的制度系统。 斯密认为,中国政府推行的“重农抑商”和“闭关锁国”的经济政策是造成中国经济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这些政策不仅限制了中国与国外的商业贸易,也失去了学习和模仿他国先进技术的机会。 积极开拓国内广阔的市场,同时积极开拓国外广阔的市场,就能促进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中国而言,开拓国外市场,除了具有一般的益处外,还能学会外国的先进技术。但在过去,中国除了模仿其邻国日本以外,却几乎没有模仿其他国家的机会。广泛发展对外贸易就能改变这种状况,学得更多的科学技术。 关于中国的富有,斯密在《国富论》中有很多的描述,例如:“在中国东部的某些省份,农业和制造业的改进似乎也具有非常古老的历史。……在中国东部各省,也有几条大河,通过它们的不同支流,形成了众多的河道,彼此交叉,为内陆航行提供了比尼罗河或恒河甚至比两者加在一起更为广阔的河流。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古代的埃及人、印度人还是中国人,都不鼓励对外贸易,但似乎都从这种内陆航运中获得了巨大的财富。”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是世界上土地最肥沃、耕种得最好、人们最勤劳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在比任何欧洲国家都富裕的中国,贵金属的价值比在欧洲任何地方都高得多。”在中国,“除了没有更富饶的金银矿产以外,在其他各方面都比墨西哥或秘鲁更富裕,土地耕作得更好,所有的工艺和制造业都更先进”。 1776年,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道,“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是最富的国家之一”,但“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图为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苏州籍宫廷画家徐扬向乾隆帝所献、耗时24年完成的《盛世滋生图》(又名《姑苏繁华图》)。这张绘画作品反映了当时苏州“商贾辐辏,百货骈阗”的市井风情,现存于辽宁省博物馆。 斯密还讨论了对外贸易可以通过克服国内市场的狭隘进而推动了更深程度的劳动分工。出口可以消除国内没有需求的剩余产品而带回有国内需求的产品。据此,斯密对中国极端轻视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作了如下描述和论证:“中华帝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气候多样从而各地物产丰富,大部分地区之间水运便利,因而仅其国内的广大市场就足以支持大规模的制造业,并允许很可观的分工程度。中国的国内市场从规模上也许不逊于欧洲各国市场的总和。如能在广阔的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他国家的国外市场,那么更广泛的外贸必能大大增加中国的制造品,大大提高其制造业的生产力。尤其是如果这种外贸的大部分由中国船只经营,情况更是如此。通过更广泛的航行,中国人自会能学到外国所用各种机械的使用和制造方法,以及世界其他国家技术及产业的其他改进。但在当今情况下,他们除了模仿日本外,几乎没有机会模仿其他国家来改进自己。” 三十年前,蒋自强、曹旭华两位先生发表《亚当.斯密论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文(载《世界经济研究》1986年第6期),用以纪念《国富论》发表210周年。三十年后,本文在该文基础上对斯密论中国再作补充与深化,并以此文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 (作者系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本文据作者提交2016年9月11日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举行的“市场经济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暨纪念《国富论》发表24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改写而成,略去注释。文中所引亚当.斯密观点,出自《国富论》,亚当.斯密著,唐日松等译,华夏出版社,2005年版。专题编辑李旭,工作邮箱:) 现代学者的研究也印证了斯密的这一论断。据国外学者研究,在1800年以前的两个半世纪里,,即使按最保守的估计,重磅这些市直民办学校及教育培训机构被停办并。中国也占有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中国对白银需求的增加与明朝政府实行的财政白银化有关,也是当时商品经济活跃的表现。中国对白银需求增加的结果,就导致了全世界白银价格的变化。 斯密对中国“富有”但又“停滞”的论断是通过人均收入的低下、人民生活贫困做出的。他认为当时各国的经济发展存在迅速发展、停滞不前和退步三种情况。中国是停滞的代表,北美英领殖民地是迅速发展的代表,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领殖民地是退步的代表。“……虽然中国或许是处于停滞状态,却似乎并没有倒退。没有哪一个城市为自己的居民所遗弃。它的土地一旦被耕种过,就没有任其荒芜下去。因此,每年必须继续完成同样多或差不多的劳动,从而指定用于维持劳动的基金必然不会有明显的减少。所以,最底层的劳动者,尽管他们的生活资料十分匮乏,他们也一定能想方设法维持自己的种族,以保持其正常的人数不变。” 中国虽然富有,却停滞不前。他论述说:“……它似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五百多年前访问过中国的马可.波罗所描述的关于其农业、工业和人口众多,与当今的旅行家们所描述的情况几乎完全一致。也许早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中国就已经达到了充分富裕的程度。在许多其他方面,旅行家们的记载虽有不同,而在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在中国,劳动工资很低,人们感到养活一家人很难。如果农民在地里劳动一整天,到晚上就能够赚到买少量大米的钱,那他们也就心满意足了。技工的生活状况可能就更加糟糕。他们不像欧洲的工人那样,悠闲地呆在自己的作坊里,等待顾客上门,他们是背着工作所需的工具,不断地沿街四处奔走,叫卖自己的服务,好像是在乞求工作。中国最下层人民的贫困,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穷国家人民的贫困状况。据说,在广州附近,有数以百计、千计的家庭没有在陆地上的房屋,常常生活在各种河道上的小小渔船中。他们感到在那里缺衣少食,以至于渴望捞到欧洲船只所抛下的最肮脏的垃圾。任何腐臭的肉,例如死狗或死猫,虽已腐烂发臭,他们也十分喜欢,就像其他欧洲国家的人们喜欢最卫生的食物那样。” 斯密提出,中国要发展经济就必须加强分工,但分工受到交换能力的限制,因此,中国在加强分工的同时还要扩大市场。斯密看到,中国领土辽阔,各地物产丰富,人口众多,各省间的水路交通发达,其航行范围的广阔非尼罗河或恒河所能比拟。中国的国土很大,国内市场不小于欧洲的市场。所以,中国应该充分地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一方面积极开拓广大的国内市场,一方面也积极对外开放,发展国外贸易;不仅 研究制度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中国无疑是一个非常好的案例。直至今天,许多的中外学者还在思考着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在历史上曾经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国家,而在17世纪以后落后了?中国在历史上曾有无数的科技发明,却为什么没有能发展出现代的科学体系?伟大的中国为什么没有能出现英国那样的工业革命,使中世纪的中国自动进入工业社会?这些问题一直促使着人们去不断地思考。而斯密却在二百多年前就已得出了他的结论,那就是因为中国缺少相应的制度变革。 斯密的这段关于当时中国状况的论述十分精彩,也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在中国古代,统治者一向奉行的经济政策是“重农抑商”。如早在战国时代,统治者就提出了农为本、工商为末的口号。如商鞅提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使商贾技巧之人无繁。” 荀子提出:“田野县鄙者,财之本也。”“工商众则国贫。” 韩非也强调“富国以农”,“夫明王治国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务而趋末作”。秦汉以后,重农抑商论在经济政策上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它越来越成为阻碍社会经济发展的政策障碍。 投资者关系关于同花顺软件下载法律声明运营许可联系我们友情链接招聘英才用户体验计划 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似乎已停滞不前了。这是斯密对中国的判断。 关于对外贸易的方式,斯密主张中国应进行自主的对外贸易,就能更好地发展中国的制造业,提高劳动生产力,增加中国的国民财富。 斯密在《国富论》中是将中国作为一个参照系来论证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的。正因为如此,他除对中国为什么停滞不前的原因进行分析之余,还就中国如何发展经济提出建议,即加强分工,扩大市场,改革旧有的法律制度。这些建议,即使今日看来也颇有启发意义,值得珍视。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经济的发展处于停滞不前这一现象,傅筑夫先生(1902-1985)有如下概括和分析:“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得如此迟滞,以致从古代到近代成为一种长期停滞不前的状态。这就是说,早在两千多年以前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达到了的水平和已经取得了的成就——不论在组织形态上或生产技术上,到了两千年以后的近代,仍然基本相同,或者大同小异,或者仅仅是一点星的增加。用微观的分析方法来剖视各个生产区域和各个生产部门的具体情况,无疑都是有一定程度的发展的,后代超过前代也都是比较明显的。但用宏观的分析方法来观察社会经济的总体,从其发展演变的全过程来看,整个发展不仅进程缓慢,而且变化不大,实际上是同一的社会经济结构在那里踏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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